长三角一体化纲要心得10篇长三角一体化纲要心得 长三角创新一体化呼唤区域共同政策 宋宏【期刊名称】《《安徽科技》》【年(卷),期】2019(000)011【总页数】4页(P5-8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长三角一体化纲要心得10篇,供大家参考。
宋宏【期刊名称】《《安徽科技》》【年(卷),期】2019(000)011【总页数】4页(P5-8)【作者】宋宏【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正文语种】中文
一、制度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健康发展的深层要求2019年5月，国家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要强化创新驱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2019年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确定，继续推进2018年制定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将科技产业创新列为三年行动计划的重中之重任务。6—7月，长三角一市三省分别出台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建设长三角创新圈，加强协同创新，深度合作，建立科技创新共同体、产业创新带和共建创新平台等，并部署相应的行动、项目与布局。从制度角度分析，目前中央层面出台了规划纲要，这是总体性的战略指引；长三角各省市层面出台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落实国家规划；区域层面出台了三年行动计划，部署和布局了近三年所要实施的项目和工程。初步形成了国家制度政策、区
域共同政策、区内各地方政策三个层面的制度架构。但从行政区划利益分割转向区域利益一体化，如何调节与治理共建、共保、共通、共享中的利益关系，仅有规划的原则指引还不够，仍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即细化的区域共同政策。在上述三个层次的制度安排框架中，共同政策是区域一体化中制度一体化最主要的形式。之所以强调制度一体化，因为这是区域一体化的深层要求。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国际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关于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经典描述中，把区域一体化分为市场（贸易）一体化、要素一体化、制度（政策）一体化和完全一体化四个阶段及形态，四个形态按一体化层次和程度由浅入深递次演进。可以认为，制度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内在要求，既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题中之义，又是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必要保障。二、长三角面临的压力和首要共同利益需求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意图之一，即是打造能够带动和支撑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增长极。但是，目前长三角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GDP达16409.94亿元，同比增长5.9%；浙江省GDP达28256亿元，同比增长7.1%；江苏省GDP达48582.7亿元，同比增长6.5%；安徽省GDP达15664亿元，同比增长8%。长三角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速放缓，延续了2017—2018年长三角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态势。与此同时，长三角经济发展处于结构深度调整和动能根本转换期，传统经济支撑力衰退，而新的经济动能有待成长。据统计，2018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5461.91亿元，比上年增长8.2%。其中，工业增加值达2377.60亿元，增长4.2%；服务业增加值达3084.31亿元，增长11.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GDP的比重为16.7%，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2018年，江苏省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1.0%，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3.8%，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较上年增长8.8%，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2%，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8年，浙江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9%。2018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9%，占规上工业比重由上年的40.2%提高到40.4%；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6.1%，占规上工业比重由上年的24.7%提高到29.5%。从总体上看，长三角新兴产业虽然显示出主导趋势，但尚未成为经济的主体部分。
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与长三角经济动能转换交汇，使应对经济下行、再造现代产业基础和产业链有了机遇，强化创新驱动成为长三角最重要的共同利益需求。从现在起到2030年，可能是新科技产业革命全面爆发的时间窗口。2019年，美国数百家科学、企业和智库机构的一项研究报告给出预测，指出未来20～30年科技产业革命的增长点，包括五个方向和20个领域。五个方向即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智能、生命生物和生态环境；20个领域包括物联网、机器人与自动化发展、智能手机与云端计算、智能城市、量子计算、混合现实、大数据分析、人类增强、网络安全、社交网络、先进数码设备、先进材料、太空技术、合成生物技术、增材制造、先进医学、新能源、食物和淡水科技、新型武器和对抗全球气候变暖。回看长三角，目前长三角一市三省正在联合编制产业地图，内容包括推进科技创新一体化：高质量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加快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联动发展，加快培育长三角科创圈，联手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全球创新高地。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瞄准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未来产业和重点领域，依托龙头企业、中介组织、研发机构、开发区等，搭建一批产业一体化组织，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携手打造数字长三角，加快
推进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建设，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产业地图显现了面向2030的战略布局和行动，也展示出一市三省在上述领域都有科技政策和产业基础，并且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上有着大量的交集与关联，合作空间极其广阔，创新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可行性极强。三、制度一体化何以重要20世纪70年代前后，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受到长期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新增长理论”把制度因素纳入解释经济增长中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变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新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思称之为“制度安排”，即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制度经济学给出了以下理解要点。其一，交易成本与效率。在分工不断深化的经济生活中，交易链条不断加长，人们之间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因此，人们经济交往必须依赖可信赖、可预期、相当规律的行为模式来规范和协调。具有规范和协调功用的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交易活动并且提高效率。其二，制度变迁与创新。技术革新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在保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活动及其成果的意义上，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三，产权明晰与“公地悲剧”。经济活动是追求利益的活动，投入和产出都有利益归属与分配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明确利益归属的“产权”。科斯定理证明，一旦产权明确界定，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络、谈判、签约等的成本足够低，则无论将产权划归给谁，最终可达到该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诺思指出，市场的有效性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产权结构
及其行使得到确认，能够降低或消除不确定性。而当产权模糊，则会导致“公地悲剧”。因此，制度一体化必须讲求产权明晰，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责任和义务，并且保持产权稳定。由此可以认知，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制度一体化是何等重要。倘若区域制度政策是一种地方分割状态，那么区域一体化的共同行动便无从进行统一的规范和协调，其进程也无从具有一致性。四、区域一体化共同政策的实践经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共同政策，主要有关税同盟（市场一体化）、共同农业政策、共同渔业政策（要素一体化）、共同地区政策、共同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共同货币政策、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完全一体化）、保护消费者政策以及共同外贸政策等。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和防务领域实现联合的欧盟格局。从欧盟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一体化”意味着各成员要“让渡”部分权力，由共同体在超越各个成员之上统合并行使这部分权力，而“共同政策”就是这样的“统合性政策”。在科技创新共同政策方面，欧盟范围扩大后，成员国家的科技创新平均水平总体上与美国相差50年，与日本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为振兴欧洲科技创新，欧盟已实施了七轮“研究、技术开发及示范框架计划”，简称“欧盟研发框架计划”，第八轮研发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正在实施。第七轮研发框架计划包括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合作项目、协调、支持行动）、集成领域、研究人员、能力等6个部分。在集成领域将优先发展健康、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科学技术、能源、环境和气候、交通、社会—经济科学、空间和安全等9个主题。欧盟还建立了基金，对上述优先合作研发领域总投资达到约447.35亿欧元。欧盟制度一体化的经验主要给我们以下启示：以共同政策为主导，消除政策分割。随着欧盟发展进程，共同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一体化框架下，共同政策
均转化为各成员国的内部政策（国内法），实现有机融合。拥有制度一体化组织结构，包括决策、执行、协商和智库。为科技创新、区域协调、社会发展、部分产业（农业）等共同政策配套建立相关基金，给予财力预算保障。其中的核心是区域共同政策。五、以区域共同政策统领消弭政策分割长三角的地方政策，不仅在政策理念、结构体系、调节方式和力度标准等方面有政策落差，而且在央地之间、地方之间存在政策分割。按行政归属关系确定政策及其执行范围，会形成政策的行政边界和条块分割。制度一体化的核心是消除分割，消除分割的动力在于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把共同事务的调节治理原则、方法和机制凝结固化为具体的、标准化的共同政策，各地在共同事务领域遵行共同政策，由此消弭政策分割。《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体现了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目标、任务和空间布局。在发展方式、动能、内外环境深刻转变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创新及其与产业融合，转变发展动能。二是应对以往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可能解体的挑战，实现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特别是现代产业链再造，建设高质量发展区域集群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全面纳入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轨道，推进区域生态系统有效保护治理。长三角科技产业创新资源雄厚，在产业创新领域有很多交集。正在编制中的产业地图列出的重点领域既是世界科技产业革命的重点，也是我国亟待掌控的核心科技、“卡脖子”技术和今后的主体产业。目前分散于各省市的创新活动，本身具有创新链、产业链的内在逻辑和系统结构，将必然越来越多地产生共同行动、共性问题和共同利益，为此应在制度上加以统合，建立规范协调这些共同行动、共性问题和共同利益的规则体系，即区域共同政策。共同政策应完善长三角科技产业创新规划指
引、各重点领域创新共同体或联盟组织机制、知识产权交易与保护制度、科技要素流动与激励政策、科技产业合作平台与运管机制、创新投入与产出利益分配政策等方面的制度体系，调节和规范资源有效集成，高效开展创新。当前，长三角制度一体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制度结构体系。从制度结构体系看，长三角一体化应包括国家规划、区域共同政策、各省市地方政策三个层面制度。目前，长三角制度结构中间层面即区域共同政策亟待充实完善。二是启动制定共同政策。将谋划和制定长三角区域共同政策列为重大议程，从当前最需要、最紧迫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出发，启动科技创新、产业再造和生态建设3项共同政策的研究编制工作，保障长三角“共同行动”的执行与落实。三是加快建立长三角基金。共同政策是事权和财权的结合配套，为保障共同政策的落实，需要加强财力支持与调节。应加快由国家+省市+社会合力建立的长三角基金及其分项基金在长三角地区的配套使用。四是统筹完善各领域细分的专业智库建设。目前，长三角综合类智库发展快速，但细分领域专业智库发展不足，亟需完善。应当以科技、企业等方面有关专家为主体，统筹建立细分化的专业智库，作为长三角各项共同政策制定的智力支撑系统。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制度一体化以及共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关涉区域一体化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既是共同政策的供给者，也是共同政策的实施者和监督者。没有合理完善的治理结构，区域一体化的共同政策乃至制度一体化将难以形成。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进一步完善区域一体化治理结构无疑亟待深入研究和扎实推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打造世界级开放城市群
韩剑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巨大挫折，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威胁，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盛行，全球化正在经历一段低潮期。相反，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无论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在多个场合都展现出积极推进全球化的姿态。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主动对接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以制度型开放向全球释放红利。这既是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需要，也是世界经济的福祉。过去40年，中国发展得益于开放，未来中国发展，也将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惠及世界。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背景下，20XX年8月，中国宣布在上海浦东设立临港自贸区新片区，在江苏设立自由贸易区。近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强调要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协同推进对外开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和功能重构，深化开放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将长三角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开放城市群。构建现代产业区域价值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聚集地，通过产业间、产业内及产品内的国际分工，逐渐融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长三角产业链出现了外移甚至“空心化”的风险。尤其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在增加。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产业链保护，增强产业链韧性对国家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长期而言，长三角协同开放、改革、制度创新等措施都要围绕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依托长三角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跨国公司，并将研发中心、运营中心、物流中心、资金中心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到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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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从全国范围来看，长三角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更加突出的优势是市场优势。20XX年中国人均GDP前十的城市中，长三角有六个，上海、江苏、浙江则在人均GDP全国排名中分列第二、第四和第五，长三角还是中国目前最富裕以及市场潜力最大的地区。长三角须以国内需求为导向，在区域价值链分工中重新定位，如上海在研发、金融等价值链核心环节进行积极探索;江苏重在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运营和服务环节培育新优势;浙江则依托互联网优势扩大物流和渠道影响;安徽利用要素成本较为低廉的优势承接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同时以上海自贸区为价值链中心，在长三角地区构建更加开放、更有深度和更加可控的国内区域价值链。
以开放创新为引领，培育国际级科创中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主要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功能及其产业结构更多通过强化配置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来实现转型升级。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都因此成为全球科技浪潮的重要发源地。未来国际竞争将是新兴科技产业的竞争，如新一代信息技术、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航天航空、高档数控机床、激光等领域都属于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中国需要在这些领域争取实现突破，从而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长三角一方面要发挥开放优势，构建国际创新载体，集聚创新资源，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另一方面要最大化改革红利，倒逼科技体制改革，打通“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技术突破到产业进步”的瓶颈环节，把长三角打造为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定位为“特殊经济功能区”，更多的是要瞄准下一轮新兴科技产业的竞争，打造与新兴科技产业相兼容的新制度供给体系，培育长三角科创硅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是引领未来的产业，也是上海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依托长三角数据海量、场景丰富、市场巨大等优势，必须实现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重点突破，同时依靠长三角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共同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联动发展中，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不但要引领上海、浙江、安徽自贸区的创新协同，探索实施新一代产业政策和发展政策，还要实施监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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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将新功能片区拓展到长三角其他自贸区。同时，以信息化为事中事后监管核心力量，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核心，推进长三角智慧监管一体化模式，配套建立事后终身追责制，坚持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全面提升新兴产业风险防范水平。
打造宜居宜业的人才高地全球化新形势下，各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争夺国际高端人才，尽可能为国际人才流动提供更加自由便利的政策。长三角地区作为人才高地，不但要以更加开放的引才政策和环境吸引国际人才，更要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优化国际人才环境，留住国际人才。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目前在國际人才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政策突破，不仅通过签证、停居留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人才流动政策，而且让境外人士参加中国相关职业资格考试。外国专业人才可以在特殊经济功能区自由执业，并且享受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上海下一步要积极探索城市群国际高端人才的共享模式，以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为前提，以人才的市场化配置为基础，促进国际人才商业保险互通、教育医疗资源共享、人才优惠政策联动，搭建各类服务人才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国际人才共享的载体。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不求所有，但求所为。争取在长三角自贸区先行先试区域一体化的人才政策，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建立高端人才评价互认机制，积极逐步推进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资格、职称互认，为区域高层次人才合理流动创造条件。形成统一的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当前，WTO改革迫在眉睫，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21世纪的贸易投资新议题包括农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国有企业等，不仅覆盖货物贸易，也包括了很多传统规则中回避的服务以及投资等敏感领域。长三角实施的是引领性的高水平开放，就必须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在制度环境方面，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实施更加深入的开放、更加全面的开放、更加系统的开放和更加公平的开放。这也与党中央提出的“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相契合。长三角要以自贸协定为框架蓝本，对标自贸试验区的标准和政策，在市场准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心得体会
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构成的长三角区域，以占全国1/26的地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由城市化、高铁、互联网等因素促发的同城化、流动性，迫使三省一市主动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共建跨省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大都市圈”，这是全球巨型城市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在2018年11月5日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长三角一体化被宣布上升为国家战略。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借此机会全面树立跨界理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区域治理新格局，构筑跨界融合共享的大都市圈，是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金钥匙。
一、大都市圈经济：中国“行政区经济”演化升级的新经济形态
在我国，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与相对落后的区域交通体系和社会联络方式相适应，中国的区域经济呈现独特的“行政区经济”格局（20世纪90年代由刘君德教授提出），显著特征就是政府承担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政府对微观经济具有显著的干预或控制、行政区边界对要素自由流动及共同市场的形成具有刚性约束。封闭的“省区经济”、“市域经济”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常态。实践表明，作为特殊时期的
行政区经济，它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活力、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但也不可否认，它带来了资源过度集聚于高等级行政中心城市、横向行政割据加剧、跨省市交界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
全球化发展表明，尽管行政边界具有政治控制功能，但在商贸业跨边界发展的内在需求前面，地缘政治地理必然让位于跨界互联互通的功能性地理，特别是在区域交通和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巨变的时候，在超大城市地区，将会率先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新型经济功能区，例如，当今的全球经济竞争主要在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北京、上海等为核心的几大巨型城市区域之间展开。基于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化、推行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城际高铁、移动互联网、新型区域政策等因素影响以及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成员省市开始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主动打破行政边界壁垒，在主动合作中率先共筑“大都市圈经济”，区域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连接度、融合度显著增强，这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空间经济形态。经济的高度融合发展，必然带来区域政治格局的重新安排和跨界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这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涵：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创新链的跨界无缝衔接，区域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品质化
当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既是国家战略，更是新时代长三角担负的新使命，旨在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笔者以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和一体化发展两者的叠加，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展过程的一体化，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各类生产要素、创新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突破行政区划边界的束缚，在省市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跨界自由流动、自由重组和科学化配置，最大程度地提高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区域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二是发展结果的品质化，即出行方式和物流极度方便快捷、长三角地区经济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高、满足民众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所有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共享（获得感、幸福感、文明程度等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公共服务均等化智慧化、社会阶层结构不断优化等。可见，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多元目标的综合体系，是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创新链跨界的无缝衔接，也是区域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高品质化，可以全面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大都市圈跨界共建共治共享体系建设
经过多年积累，长三角地区搭建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区域协调机制，尤其2018年以来，得益于行政领导的交流任职，长三角全方位合作机制的对接呈爆发之势，如新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编制《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G60科创走廊九城市协同扩大开放促进开放型经济一体化发展的30条措施》）、成立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等，形式多样的跨边界合作发展不断迸发，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如何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力量，在现有行政区划格局不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共同构筑有效的大都市圈跨界治理体系，实现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跨界社会协同治理、跨区域资源数据利益共享，直至建成融合、高效、公平、和谐的世界超级都市圈、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这不仅是三省一市政府的共同任务，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区域政治响应策略。具体而言，主要侧重以下几方面：
一是组织体系。建立中央统领、三省一市参与的多层次组织架构。合理划分中央事权、区域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建立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多层次组织架构，如中央可以设立“国家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适时制定“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促进法”，宏观协
调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全国大都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在省市层面，进一步强化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等机构跨界的共商共议、共建共治职能，凝聚一体化发展共识，制定一体化发展制度、政策、规则和具体行动方案。在城市层面，鼓励开展跨边界地区相邻政府、不同城市政府相同职能部门之间，搭建丰富多元的横向共治平台，如城市数字联盟、人才一体化联盟、跨界环保联盟、跨界交通委员会等，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深度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基础设施。实现跨界互联互通，打造全球超级链接新版图。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供应链的竞争，一个城市与外界之间在传统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网络）和现代信息网络的互联互通程度，直接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前景。为此，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首先要做到内部成员城市之间各类基础设施的高密度互联互通，消除“断头路”，为经济发展、社会活动提供最快捷、最便利的链接网路，压缩时空距离，打造“一小时都市圈”。在此基础上，要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对接，开辟国际化链接渠道，建立覆盖全球的市场供应链和价值链，提升整个长三角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能级。
三是区域制度与政策。深化改革、跨界趋同创新。区际制度和政策的差异以及行政壁垒，是制约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核心
因素。为此，除了国家给予相应的一体化专项政策外，关键是对整个区域内多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性产业政策、引进内外资政策、产业园区政策、农产品生产与流通政策等，建立横向的竞争协调机制，率先在部分关键领域展开探索，如交通、环保、旅游等，签订一体化和统一的规则，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当下，围绕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土地开发、社会管理等领域，将上海自贸区已经积累的制度创新成果向长三角地区复制推广，加快重大制度的趋同效应。同时，以上海自贸区新设片区为契机，三省一市协同推动重大制度一体化建设，搭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平台、新载体。
四是区域社会。跨界共治共享，打造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除了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集聚辐射效应最大化外，更重要的是适应社会的跨界高流动性、复杂性等趋势，建立健全区域社会的跨界共治共享体系，构筑包容、公平、和谐的区域社会。为此，围绕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交通一卡通、社保一卡通、企业资格与人才认定一体化等）和均等化（医疗费异地报销、异地考高、外来子女教育、异地养老、异地住房保障等），打造无缝隙“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所有居民和企业共享同城化红利。围绕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应急救援、网络空间等制定统一标准，实施跨界共治、联动执法，实现整个区域的大安全治理。加大长三角区域性社会组织
建设，搭建民众参与的大都市圈发展论坛，凝聚大都市圈建设的社会力量。
五是营商环境。大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跨界“一网通办”。在巩固上海“一网通办”、浙江“最多跑一次”、江苏“不见面审批”等先进做法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强三省一市各地区各部门间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整合共享，打造透明高效、公平共享、国际化、法治化的区域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实现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积极推进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着力推进长三角企业开办和投资项目审批等提速增效，扎实做好减税降费工作，不断降低跨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了全面提升的新阶段。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各地加快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使长三角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区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长三角一体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因此，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从全球站位来看，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城市群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体，决定着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对比全球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发现，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需要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镇联系起来，形成城市集群，推动城市群内部形成合理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使之成为发展质量和效益最高的地区。世界级城市群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国际化视野与创新功能区兼备的核心城市，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及统一的区域治理机制。
从区域发展来看，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离不开城市群的建设。创新发展上，人力资本积累引发知识溢出，而人才向城市集中，使城市群成为创新的空间载体。协调发展上，运输网络加快了知识和信息的传导，非中心城市通过有效利用中心城市的正向外部性实现协同增长。绿色发展上，城市群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完善共建共享的区域环境治理机制，保护好绿水青山。开放发展上，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共享发展上，高水平城市群建设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长三角自身来看，区域一体化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伴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模式开始从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空间的优化布局和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突出，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构建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此外，长三角是我国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关键枢纽，肩负着对内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外参与全球合作竞争的双重任务。因此，要以一体化的创新突破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布局，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并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以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位置紧密相连，在协调合作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能源保障安全方面应该先行一步，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同时吸收借鉴国内先进合作区的建设经验，在江浙沪交界处的X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地区设立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实施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对标国际一流，高起点规划设计。对标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率先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投资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探索实施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以更高起点、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加强省级统筹，编制示范区集体行动纲领，明确示范区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把高质量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提高示范区经济密度、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上下功夫，在提升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上下功夫，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落实示范区主体责任，抽调相关专业人才组建示范区管理机构，鼓励先行先试，及时推广成功经验。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各方利益共享机制与竞争协调机制，统一工作标准，特别是环境治理标准、城市管理标准、社会保障标准。强化改革举措的集中落实、率先突破、系统集成，推动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
与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相互配合，充分发挥政策叠加优势。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进行差别化探索并形成独特的制度成果，其需要的改革力度、开放力度会超乎寻常。要做好与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对接工作，使之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共同推动资源整合、功能互补、产业协同、政策联动，共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根据一体化示范区的功能定位，以规划、产业、市场吸引人才，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优化配置。加强各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创新创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低成本创业环境，使人才“使上劲”，技术与知识“用得上”。健全生活服务设施，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大力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让各类人才真正“留得住”。
长三角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X定位与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优势互补、文化相通，面对新的战略机遇，X要找准定位，优化路径，积极作为，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扬实体经济之长，加快完善交通体系。充分利用扬子江城市群制造业发展优势，依托上海这个全球创新中心，着力提升扬子江城市群二次开发和技术孵化能力，提升沿海经济带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能力，推动扬子江城市群产业升级和沿海经济带形成若干个产业集群，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制造业基地。充分发挥X沿海空间广阔的优势和扬子江城市群人口的规模优势，大力发展面向高端消费人群的金融、文创、旅游等先进服务业，实现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协同发展。交通“短板”已成为X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制约，需要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特别是铁路建设、航空建设、过江通道建设，率先实现省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坚持协同发力，加强规划对接。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规划，明确空间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以空间协同促进要素合理布局、有序流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第一，立足长三角整体发展和长远利益，深入推进各类规划充分对接，注重资源整合与功能布局互动，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第二，深化完善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合作机制，探索合署办公新模式、新路径，狠抓规划落实落细，争取每年都有实质性突破。第三，建立常态长效的长三角协调机制，覆盖区域战略统筹、区域合作、区际利益补偿等方面，强调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提升专题合作质量，打造高水平合作成果。《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共覆盖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社保、金融、涉外服务、城市合作、产业、食品安全12个重点合作专题。要突出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长三角专题合作向纵深拓展，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高水平合作成果。要以打通省际断头路
为切入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以5G先试先用为切入点加强通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以共建G60科创走廊为切入点加强政策扩散一体化建设，以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集群联动为切入点加强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以实施环保领域信用联合奖惩制度为切入点加强社会治理一体化建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也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战场。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在当前产业技术跨多个领域、价值构成环节更加复杂的态势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和产业辐射等的影响更大，提升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也更强。特别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区域产业须把自身所有的技术、管理、资本、市场、劳动力、自然资源、产品等要素放入全球经济系统中考量，以寻求最优配置。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朝着全球化、网群化和智慧化方向发展，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呈现四方面新趋势：
一是全要素集中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全球主要新兴市场，在对外开放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依托下，开放带来的贸易增长及外向型产业扩张带来的工作机会，持续刺激人流、物流、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加速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二是服务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城市的消费、生产和交换活动，从有形物质、服务硬件转向无形软件信息、知识、思想和智慧；城市制造业向小批量定制、核心技术研发和服务化转型，城市外圈的制造集群功能更明确，区域产业分工更清晰合理。
三是空间集群创新重塑。在创新集群的作用下，区域一体化中的城市群由孤立、同心圆、单中心向网络化和多中心城市群转化，中心城市集群在产业功能和城市空间上越来越高度重合。
四是服务全球活动功能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主要城市由服务于地方辖区，发展为服务全球活动的一个环节或者节点，特别是服务全球创新、服务全球消费。
未来十年，数字经济将带来更深刻的产业变革，智能化、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目标，区域一体化中产业国际竞争力将进入整体协同阶段。智能互联的产品和工厂将集聚成全球创新中心；整体的、集成的、用户驱动的、开放的、创新的产业链体系开始生成；科学、技术、产品最终促使整个社会治理由政府、社区和企业协同进行。
长三角地区经济要素通过空间、结构、政策等方面的系统升级，推动长三角经济增长动能转型，促使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全面进入“高阶版”。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加快长三角产业链整体升级，提升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既为我国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我国适应比较优势变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路径。
长三角经济增长动能进入转型期，要素的系统升级将使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全面进入“高阶版”。
第一，空间升级。在创新驱动下，依据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和效率要求，区域产业集群将被重塑，从点状布局向轴向布局、圈层布局和网络布局层层推进，创新中心与周边城市和区域联动发展形成创新城市集群。
第二，结构升级。在技术革新驱动下，城市“制造业回归”的实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区域制造和服务将整体升级，首位城市从“集聚制造业的城市”向“孵化制造业的城市”转型，小型、专业、高附加值企业将成为城市制造业新主体；生产性服务业
和生活性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两大重要主体；大量的科研院所、专业中介服务组织集聚。
第三，政策升级。在整个升级过程中，产业生态系统中的政策调整愈发重要。要促进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精准化，就必须优化产业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比如，东京都市圈涉及多个地方行政组织，圈内产业竞争力的保持与提高，与圈内跨区域行政组织保持紧密的协调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这是二战后东京都市圈产业竞争力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制度保障。
X产业国际竞争力发展已进入“关键爬坡期”，要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以创新合作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产业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X是开放发展的桥头堡，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者。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X产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入“关键爬坡期”，即从早期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形成的“世界工厂”模式，到技术创新引领和数字融合发展的新竞争阶段；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需市场发展成“买全球、
卖全球”的全球货物贸易节点区域；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商品输出地，发展成对外开展资本输出的全球投资创业大平台。
以产业协同推进X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X继续在以下两方面持续着力：一方面，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X制造”兼备“世界工厂”和国内最大消费市场的双重特征，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福特公司停止通过中国工厂向美国出口福克斯轿车，但没有将中国的产能迁移回美国，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市场规模庞大和上下游产业链完善，这种优势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将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在消费升级中，X既要注重对品牌建设的升级，也要注重对消费场景的升级，打破生产和消费传统模式，聚焦精神消费、知识消费、健康消费和智能化消费市场发展趋势，依托5G等现代技术，依托上海研发、创新、时尚、咨询等高端服务业资源，共同打造长三角消费、生产共融的生态圈。另一方面，以创新合作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依托上海在制度创新、科技、金融、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共建共享共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在发挥政府宏观指导引导作用的同时，积极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推动大学、科研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交易市场等机构的跨地区发展和整
合，形成一体化运作的体系和机制。联动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科技研发共享平台、一体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整个区域全方位对外开放，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竞争的重要力量。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作为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依托的各城市经济体，必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布局了多个嵌套型的城市经济圈层战略。首先是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包括X、X、浙江、安徽等三省一市共26个地级以上城市；其次是以X为中心的“1+6”大都市圈规划，包括X、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7个城市；第三是以X为起点的“G60科创走廊”，包括X、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9个城市；另外还有扬子江城市群、杭州湾城市群、皖江城市带，以及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等嵌套形态的区域城市群、都市圈子系统，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既有优势。多重规划战略，多层级的城市圈层结构，交叉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长三角区域内的城市，如何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抓住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全球化产业迁移、城市群格局逐渐位移以及技术创新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是长三角区域内各主要城市经济体的重要使命和现实选择。
以全球化视野定位长三角城市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城市定位需开阔视野，要以全球化、国际化作为坐标体系。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因此，长三角区域内具有全球经济参与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城市，首先要确立面向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定位。这种定位不一定依据城市能级，更多的是从产业的全球参与度和竞争力出发，确立自己的城市定位。总体上，长三角城市群诸城市的国际化定位应该设计三层结构体系。
一是X的全球门户型城市定位与“头雁功能”的发挥。按照“X2035规划”，X是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高峰，X将定位为全球门户型城市，导入全球资源，扩散全球影响力。利用X优越的空间区位，通过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的战略谋划，不断以金融服务、国际商务、科技创新、空海运输和文化交往的外向型发展能力，加快谋求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级门户城市地位，建成比肩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的国际大都市。同时，积极发挥X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导入和导流更多全球化资源的功能，更好地释放X引领长三角地区深度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头雁效应”。
二是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等城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节点型城市定
位与“侧翼功能”的发挥。在X全球门户型城市带动下，推动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宁波5个经济、文化、科技、区位条件等方面具有较大国际化竞争能力的重点城市，加快构建以全球化产业分工、国际化经济参与为主的经济结构与产业体系。杭州的互联网与电子商务产业，宁波的航运与贸易，苏州的外向型工业，无锡的物联网与智能制造，南京的半导体与芯片等现代特色产业，完全具备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能力。X年这5个长三角重点城市GDP全部达到万亿元量级，经济结构、区位条件、产业特色等都具备了开放型、国际化的先发优势。这5个重点城市，要通过培育更多外向型企业集团，更加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占领全球价值链的有利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技术创新、市场份额、文化交流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吸纳更多外商投资，参与更多全球市场竞争，努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实现长三角地区除X之外的“国际化节点城市”转型，为长三角世界级超级城市群参与全球化、国际化竞争发挥“侧翼功能”。
三是推动20个以上的外向型城市经济体形成“群狼效应”。依托X、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六大发达城市经济体和国际化区位优势，推动建设一批瞄准全球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瞪羚型城市”。比如合肥、常州、扬州、南通、泰州、昆山、嘉兴、湖州、台州、江阴、常熟、张家港、太仓、宜兴、溧阳、扬中、仪征、绍兴、
舟山、义乌等一批具有较多外向型企业的地级市与县级市。这些城市中基本都拥有一批外向型工业企业和贸易企业，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外向型城市经济体的代表性城市。要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定位，从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等角度，加快发展步伐，打造长三角地区具有强劲潜力和成长能力的国际化城市群，最终推动“国际化瞪羚型城市”转型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化“城市群狼”，提升整体性的国际化竞争能力，在全球经济体中培育一个知名的“长三角城市群”品牌。
发挥“新四化”优势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布局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达地区，新材料、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半导体、芯片、钢铁、石油化工、家电生产、家居制造、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等现代工业企业大量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是信息化、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X、苏南、杭州湾地区，城市化率平均达到7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以上；同时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水平较高，设施农业走在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更要发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新四化”的先发优势，瞄准并聚焦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使命，以及中国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设计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功能定位，加快探索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是要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子规划系统中的“都市圈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区域城镇化高水平发展。围绕X“1+6”大都市圈、扬子江城市群、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杭州湾都市圈等构建多个同城化的发展先行区。诸如加快推进宁镇扬同城化、苏锡常同城化、沪苏通同城化、扬泰同城化、杭嘉湖一体化、杭绍甬同城化等，依托相邻城市之间的同城化先行区、示范区建设，最终稳步落实推进一体化战略，带动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区域更高水平的城镇化进程，形成长三角超级大都会区，吸纳并带动近1.5亿人口的长三角城镇化发展。
二是要提升长三角诸城市的产业科学布局，推动“双带联动”发展格局。通过诸如“G60科创走廊”的规划，继续推动“扬子江生态工业走廊”“G42现代服务业走廊”“G25生态休闲走廊”“G92互联网走廊”“G2现代农业走廊”等发展规划，把科技创新、现代工业、先进制造业、互联网产业、现代服务业、休闲旅游产业、现代农业等进行统一规划发展，形成长三角地区丰富的先进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跨区域产业带，串联沪杭、宁杭甬、沪宁皖、沪苏扬淮等城市产业发展特色，依托每条走廊上的产业优势，不断积聚更多的新增企业和创新动能，推动以“产业带+城市带”的“双带”同步发展，最终提升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实现中国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奠定扎实的现代化
产业和城市化基础。三是要谋求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每一个长三角城市经济
体，在国际化、“新四化”的发展中，都要特别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红线。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思路，通过科技创新和理念革新，推动城市自身的内涵型、低碳化、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真正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长三角城市群需要推动达成环境保护协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战略。长三角城市群要打造世界级的超级城市群，必须让每个城市恪守生态环境保护准则，坚守区域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只有狠抓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才能形成媲美世界其他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品质。
构建长三角国际化的“人文区位”城市化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之后，城市文化越来越具备了“软实力”战略引擎功能。目前世界七大城市群中的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伦敦—利物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城市群中的重点城市，诸如芝加哥、多伦多、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科隆等，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的城市知名度，都拥有优越的文化区位，也都积累了
强劲的文化软实力。这些城市经过多年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文化、城市品牌、城市形象和城市国际化交流的大发展、大繁荣，值得长三角地区城市借鉴。
一是推动形成X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商务客厅”地位。X要通过更加发达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空及航运枢纽中心、会展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科学中心等领域的发展，形成全球重要的商务旅游目的地，并借此形成全球化时代重要的“国际商务客厅”，源源不断地吸引国际化高端商务、文化、政治人士来到X，让X真正全面比肩巴黎、纽约等知名的全球城市。X的国际化门户型城市，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人口和资源导入，也需要建立一种以X为门户的“双向交流”和“品牌输出”，推动X的国际化能级和影响力提升，让X扮演好一个全球城市竞争中的“中国代言人”角色。X知名度的提升，是提升长三角城市国际化的文化区位的重要支点。
二是推进南京、苏州、杭州建设世界级的文化名城与旅游城市。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也吸引了不少的国际游客。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南京、苏州还是杭州，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成为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对比美国的波士顿、芝加哥、费城，欧洲的海牙、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戛纳、日内瓦、慕尼黑、汉堡、圣彼得堡等历史文化名城，在吸引国际化游客群体层面，还有不少差距。因此，可鼓励南京、苏州、杭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建设水平较高的国内著名文化旅游
城市，确立各自的历史文化旅游形象定位。比如南京可以打造为国际化坐标体系中的“中国十朝都会城市”，苏州打造为“中国私家园林城市”，杭州可以定位为“中国精致花园城市”等，并通过会展、会议、旅游推介、文化周、主题日等方式，加快走向国际舞台，推广和营销自己的城市文化旅游目的地形象。利用X、南京、苏州、杭州的文化旅游影响力，拉抬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区位”和旅游竞争力。
三是型塑长三角X、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嘉兴、湖州等“泛太湖”地区的“江南文化标志区”。自古江南便孕育了一种典型地域文化情愫，江南的富裕、崇文重教、勤劳、雅致、文化繁盛、文人辈出、豪迈的家国情怀等特质都在各种形式的文化载体中被不断刻画和深化，从而培育了一种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中的“江南文化”。而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湖州、杭州、X、绍兴等在内的长三角核心区域，正是承载江南文化的主体地域。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进中，精细定位并认证“江南文化标志区”的空间区域，对包括X、苏南地区、浙北地区乃至皖南地区的相关城市，都能够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记忆标识和文化资本认知。在长三角核心区域认定和型塑“江南文化标志区”，能够为长三角地区构建更加具有本土化的“文化区位”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意象”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打造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城市群，值得每一个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为之努
力，同时也将为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发展视野和战略机遇，聚焦全球化，瞄准“新四化”，确立国际化的“文化区位”，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国家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对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已经走过了区域的布局合作和要素合作阶段，深化至体制机制的创新，长三角一体化进入了深层次阶段。在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如城市功能定位与分工不明晰，同质竞争仍较普遍，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现实与隐形的壁垒，城际交通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管理仍有较大差距，区域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长效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等。
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通过设立更高层级的协调发展机构，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协调发展机制。通过开展长三角城市功能协同发展研究，形成有序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通过完善快速交通和同城化网络，构筑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体系。通过设立环境监管治理制度和生态建设专项基金，构建长三角生态协同治理机制。同时，要加
强区域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联动实施推进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协同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全球科创中心、自由贸易区等重要功能区建设。在此过程中，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一员，需紧紧围绕顶层规划体系、产业分工协作、创新要素培育、区域交通一体、生态协同治理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主动对接和支持上海长三角龙头作用的发挥，加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积极融入长三角顶层规划体系首先，瞄准长三角区域顶层规划设计。注重立足需求，统筹全局，突出重点，有序实施，积极深化实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呼应《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促进空间体系一体化发展。其次，加强与周边区域的无缝衔接。在涉及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维护时，要重视与上海及长三角其它地区的无缝衔接，为融合发展提供具有前瞻性、统一性、可操作性的发展蓝图。再次，提升内部功能板块的能级。为积极呼应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要继续提升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层次和水平。加快落实“1+3”重点功能区战略，着力打造扬子江城市群经济增长极，推动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
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实现区域发展由同质竞争向协同融合转变。
共建长三角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首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在巩固传统制造业优势的基础上，加强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融合，提高传统产业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其次，培育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树立与新时代和本省实践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深入落实“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要，实现先进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协同攻关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建长三角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再次，加强区域间产业分工协作。利用上海的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和资源、产业链等外溢的机遇，结合自身优势，瞄准国家或长三角地区急需的重点产业领域，加强研究谋划，进行整体战略部署，坚持产业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打造区域特色产业，与上海及长三角其它地区形成合理分工、协作有序的发展格局。打造长三角创新功能示范区首先，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围绕经济发展高质量，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利用区域内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创资源，借助
上海科创中心和合肥国家科学城的建设机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系统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其次，推进高层次创新平台建设。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力度，大力引进国内外科技创新人才和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团队，打通和长三角其它地区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联合建设区域高层次创新载体和研发服务平台，加强科技资源交流共享，开创长三角科技合作共赢新局面。再次，实现创新要素跨区域联动。瞄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通过打通与上海、浙江、安徽在创新要素流动上的界限，实现科创资源的协同创新。加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京江北新区与上海张江、合肥科学城、G60科创走廊等国家级科学中心的联动，打造长三角创新集群重要连接点，合力建设长三角创新功能示范区，打造世界级创新经济发动机。
建设区域一体的交通网络体系首先，加快交通干线骨架的建设。进一步加大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区内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路线、过江通道等主要交通轴线的架设，打造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系统，支撑“1+3”重点功能区发展。其次，实现跨区域交通的无缝连接。通过推进沿海经济带、沿江生态带、江淮生态经济区、宁杭生态经济
带等的交通运输规划研究，构建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加强跨省市城际铁路、公交、轨道交通线路有效衔接的协调，实现与上海及长三角其它地区无缝连接。再次，完善同城化的交通网络体系。推动与长三角城市间公交一卡通、通关一体化等的全面实施，支持主要城市间开通城市公共交通线路。临沪地区城市加快与上海同城化步伐，融入上海1小时都市圈，其余城市跻身上海2小时交通经济圈。
构建跨区域生态协同战略区首先，建立区域生态保护联盟。重点围绕长江、太湖、洪泽湖、大运河等生态重点功能区，以江淮生态经济区、沿江生态带、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为契机，与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及长三角其它地区实现区域共享、生态共保，协同建设长三角区域发展绿色新空间。其次，加强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以推进“263”专项行动为抓手，全面实施生态河湖行动计划，重点开展大气、水环境、土壤三大治理行动，积极参与长江下游以水污染治理为核心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与长三角同流域及其它地区实行多管齐下，联防联治，共同推进长三角江河湖海的生态协同治理。再次，设立生态建设专项基金。重点对跨区域的环境污染防控、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资金扶持和政策奖
励。健全和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对在区域环境保护中承担生态功能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地区，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
实现制度创新的跨区域联动首先，要积极配合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协调管理机构的工作，统筹好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做好与其它两省一市的协调工作。其次，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和长三角其它地区联手构建协调的制度框架和实施细则，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融合。同时，与长三角其它地区相关政府部门一起，协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问题和相应举措，完善具有整体性、专业性和协调性的“长江经济带下游1+3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再次，鼓励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积极探索与长三角核心区、非核心区之间的联动发展机制，支持区域性的非政府社团组织或民间组织发展，不定期地针对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问题和举措开展专题研讨，使企业、非政府组织、居民等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根据会议安排，现在向各位汇报在“深化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全面参与长三角区域的分工合作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省市多次组织专题调研，为深化合作建言献策。今天，我主要结合实际工作，汇报与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一些具体做法，由于水平有限，工作层面比较具体和微观，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给予批评指正。
一、近几年与长三角合作情况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及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近年来，我们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主动提供配套服务，自觉实行错位发展，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强化自主创新，主动融入长三角的产业体系，倾力打造创新承接的示范区。目前，与长三角地区在产业、科技创新、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一）产业交流合作情况加大招商力度，吸引产业转移。近年来，我们重点围绕家电、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从长三角地区引进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生产规模大的骨干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至XX年X月，长三角地区在XX投资额超亿元的工业项目达XX个，总投资超XXX亿元，年产值超XX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XX个，总投资XXX亿元。其中，引进XXXX、XXX、XXXX、XXXX等总部位于长三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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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企业，实际引进资金达XX亿美元，引进XXX、XX、XXX等国内知名企业，实际引进资金达XXX亿元，一批引进企业已成长为XX新兴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
我们的主要做法，一是突出招商重点，坚持以长三角等先发地区为主，突出产业对接，主动加强与央企和战略投资者之间的联系；二是坚持产业引领，按照“重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招商思路，研究和谋划重点产业；三是创新招商方式。坚持“全员招商、专业跟进、主帅出征”。瞄准长三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走访洽谈。
强化配套能力，参与分工协作。我们依托创新资源培育高端产业，着力推进自主创新与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机融合，在承接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促进与长三角地区优势互补、区域配套的产业发展壮大。目前，XX区智能家电、电子信息、动漫、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将长三角地区作为主要市场。20XX年XX区XX产量达到XXX万台，其中约30%销往长三角地区；XXX、XXXX、XXX等企业的产品占据江浙沪40%的同类产品市场份额，XXX、XXX等一批企业为长三角相关产业提供电子元器件与组件，年产值达XX亿元。
我们的主要做法，一是实施“重点企业发展计划”，加强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升级中的应用，着力打造以XX、XX等为代表的千亿XX产业集群，以XX、XX为代表的千亿XX产业集群，以XX、XX等为代表的XXX产业集群；二是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计划”，突出发展公共安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孵化培育200家年产值过亿元的瞪羚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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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情况XX聚焦长三角以及区内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发展需求，主动参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搭建创新载体，吸引长三角科技创新要素。建成总面积XX万平方米的创新平台一期项目，XXX家企业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省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微电子测试平台等一批公共技术平台相继入驻，其中近XX家企业来自长三角地区。目前，平台总体入驻率达90%。二期XX万平方米也已开工建设。区内建成孵化器、加速器面积达XX万平米，计划建设XX万平米，为长三角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创造了洼地空间。创新产学研用机制，整合长三角科技资源。我们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推动科技资源的区域整合、开放与共享。由省与中科院、市与大学四方联合组建XXX技术研究院X月XX日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将系统对接重点科研院所的先进成果与前沿技术，进一步集聚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优秀创新资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高层次人才聚集中心、高科技产业孵化中心和先进技术成果研发基地、转化基地。同时，我们积极对接长三角科技中介机构，与位于上海的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中国分会、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合作，鼓励园区企业和科研单位与长三角建立产学研联盟，发挥科教优势为长三角提供科研成果。制定专项政策，引进创新人才和科研团队。全区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XXX余人，引进海归创业团队XX多个，支持项目资金达XXX亿元。仅20XX年，就从浙沪两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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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引进XX等特聘专家。为搭建政府、学校、企业合作交流平台，我们与南京大学签订了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合作协议，连续三年组织园区企业赴全国各大知名高校的校园招聘活动，举办招聘会XX余次，招聘人才XXX余人。高端人才的跨地区流动为科技创新和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金融交流合作情况按照“政银联动、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结合，围绕区域经济特点和产业优势，积极主动与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鼓励长三角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20XX年，通过我们的穿针引线，浦发银行为XXX项目提供了XX亿元的项目贷款，20XX年，再次为园区XX余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提供了近XX亿元信贷资金；我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银行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与杭州银行共同开展风险池业务——创新（基金）贷款业务，目前已为科技型小微企业发放贷款XXX万元，正在办理放款手续XXX余万元，有效推动了企业科技创新，成为我省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中的新亮点；今年X月X日，我们与杭州银行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按照协议，在未来两年内，杭州银行将向我区提供总额不低于XX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业务合作额度。引进金融中介机构，培育企业上市。区企业上市融资潜力巨大。目前全区上市企业已达XX家，占全市上市企业的XX%，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达到XX家，重点拟上市企业有XX家，其中XX家被列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市后备企业”。
展国家战略几点思考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其“一极三区一高地”（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按照2025年和2035年两个时间节点设置了分阶段目标，并对推进规划实施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
处在这一区域的烟草企业，同样是行业技术和人才汇聚的产业高地，具有明显的引领带动和样板示范作用。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烟草企业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探讨价值和实践探索意义。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度解析，一起来看~
“软实力”与“硬功底”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长三角肩负特殊使命。经济体量大是长三角地区的显著特点。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长三角创造了约占全国1/4的经济总量。2019年，长三角有6个城市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包括我国经济总量排名最高的城市上海。
科技实力强体现了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厚实家底。长三角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国约1/4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创产业紧密融合，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1/3左右，在高新技术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
良好的营商环境为长三角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提供了土壤。从地方治理方式看，上海推行“一网通办”，浙江承诺“最多跑一次”，江苏打造“不见面审批”，安徽推出“证照分离”“一网一门一次”，统一市场体系联建共享，营商环境位居全国前列。
回到行业视角，长三角地区的烟草企业也同样具有这三个特点。审视经济体量，从品牌看，长三角具有五个“双十五”品牌，其中三个位列行业品牌规模前十、三个位列市值前十，其中“中华”品牌批发市值位居行业品牌之首；从市场看，长三角零售客户总量近100万户，市场规模约占全国市场的1/6，江浙皖市场规模位列全国前十，江浙沪单箱结构位列全国前五，其中浙江市场单
箱结构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从贡献看，不仅税利接近行业的三成，而且全产业链一体化组织运行水平一直走在行业前列。
支撑长三角呈现“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发展格局的“硬核”是其整个产业链条的科技创新实力。“中华”品牌中支系列产品塑造了中支新品类，“利群”品牌不断升级规模与价值兼具的高结构大品牌，“南京”品牌细支系列产品以大规模体量赋予细支新动能，品牌背后的产品力不是烟支简单变细、变短，不是简单模仿、重复投入，而是基于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新零售的产业上下游链条咬合式集成创新。
从营商环境看，长三角市场一直注重“稍紧平衡”的发展理念、注重“状态为先”的调控策略、注重“无形之手”的有效发力，市场状态、客户生态良好。正是基于按市场规则和市场需求办事的出发点，长三角市场的重点品牌占比和省际交易比重相对较高，消费者的自由消费权、零售客户的自主选择权、工业企业的公平竞争权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下得到尊重和维护。也正如此，“中华”“利群”“南京”等品牌从省内走向省际，在全国市场受到认可。
从区域经济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通过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更深层次一体化，努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在全国发展版图上不断增添高质量发展板块。
从行业发展看，现代化烟草经济体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强化顶层设计，行业一盘棋、产业一条龙思想贯穿始终。产业链条不是割裂的，是统一运行的；卷烟市场不是封闭的，是统一开放的；卷烟品牌不是冗杂的，是统一规划的；生产力布局不是分散的，是统一集中的。长三角烟草企业聚焦“六个转向”和“六大体系”，具备互联互通、共享共赢的软实力，具备转型率先、发展领先的硬功底，可以通过规则统一、模式融合、链条联动、区域协调，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顺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大势，烟草企业可以在不打破行政隶属关系的前提下打通资源流通“看不见的边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提升区域要素流动水平，在更高水平上形成错位发展的竞合集群。
“融合”与“集群”高质量发展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以“创新动力强、全要素生产率高、环境成本低、综合效益好”为基本特征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烟草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长三角烟草企业具有优越的资源禀赋，拥有烟叶基地、打叶复烤、技术研发、卷烟制造、商业流通、烟机装备、烟辅配套、新型烟草研制的完整产业链条，能够先行打造具有引领性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长三角烟草企业具备相似的管理风格，也具备相通的文化基因。无论是从企业的发展理念上
看，还是从品牌的经营思路上看，抑或是市场的治理方式上看，长三角烟草企业有着以精益价值观和市场取向为导向的“共同语言”，可以聚焦一体化组织运行先行破题。
也正因此，瞄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长三角烟草企业可以以“一盘棋”的思维、“先手棋”的布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市场规则融合、平台模式融合、流通品牌融合以及科技创新集群、智能制造集群、品牌发展集群中闯出新路，努力实现产品服务一流、创新支撑有力、组织运行高效、综合绩效良好。
市场规则融合对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判断一个市场是否是“大市场”，不仅要看销售规模是不是“大”，还要看重点品牌是不是“大”、开放包容程度是不是“大”、省际交易比重提升是不是“大”。“大”的核心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规则。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空间布局。G60科创走廊建设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行探索和主要载体，有利于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沿走廊梯次拓展，科创驱动和制度驱动的“双轮驱动”，加快了长三角一体化先发优势的形成。
一、G60科创走廊是落实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实践G60科创走廊沿线形成了长三角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能够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先行探索。2018年G60科创走廊沿线九城市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超过7%，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6.6%的水平，其中合肥、芜湖、宣城和湖州四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8%，分别达到8.5%、8.4%、8.3%和8.1%。不仅如此，沿线九城市创新能力突出、科技实力强劲。2018年，九城市研发投入达到1598亿元，发明专利授权38202项、拥有授权专利28万项，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5816家，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62个，各级孵化器、众创空间1147家。G60科创走廊沿线
九城市以科创驱动为载体，构筑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发优势，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G60科创走廊集聚高端要素，是长三角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区，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实践。2018年底，G60科创走廊已集聚国家级人才超2000人、院士专家工作站547个、博士后工作站771个、高校176所。人才等高端要素的集聚奠定了G60科创走廊产业发展的雄厚基础，例如：松江聚焦于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嘉兴着力推动开放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杭州集聚多家独角兽企业，打造数字经济主引擎；苏州加快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合肥重点培育基础研究与未来先导产业。G60科创走廊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引擎，是长三角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大平台。
G60科创走廊有助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都市圈的一体化互动，是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的主动实践。G60科创走廊以全球科创中心上海为核心，辐射范围包括了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等九个城市，覆盖区域面积约7.62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4900万人，GDP总量约5.74万亿元。
G60科创走廊依托G60高速公路、沪苏沪合高铁等交通网络，连接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形成“两小时都市圈”，便于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了区别于“地理空间毗邻一体化”形态的一体化发展新特色、新模式。“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G60科创走廊逐渐成为长三角重要城市群都市圈的高质量一体化合作大平台，以更强的城市、产业和创新集聚效应，打造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二、G60科创走廊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走向纵深提供宝贵经验G60科创走廊积极探索实现一体化发展的精准制度创新和有效制度供给，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走向纵深提供宝贵经验。由于地处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接壤地带，通过共商合作、共建机制、共谋成效，G60科创走廊能够更好地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18年7月，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在上海松江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地市级层面实体化运作的城市一体化发展协调机构；联合发布G60扩大开放30条和人才18条，推进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等，形成常态化要素对接机制；着眼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跨城市营业执照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理为切
入点，实现九城市首批30个事项“一网通办”，进一步优化长三角营商环境。这些都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制度创新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G60科创走廊发挥先发优势和聚合效应，推动要素自由流动，着力聚焦市场一体化，有助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要素优化配置、产业分工集聚。通过建立九城市交互投资统计指数，引导重点产业、龙头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全盘布局G60科创走廊。2018年，落地异地投资项目43个、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103个、境外投资兼并项目12个，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取得积极成效。同时，G60科创走廊积极推动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在金华市成立新材料技术创新联盟，在芜湖市成立机器人产业联盟，在杭州市筹备成立生物医药产业联盟，在合肥市筹备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有效解决了企业要素流通、技术突破等问题，加快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2018年9月，G60科创走廊被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评为全国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首。
G60科创走廊多层次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速资本融通与合作，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加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作，充分发挥上交所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和专业优势，打造对接资本市场的“高速公路”。2019年2月，G60科
创走廊九城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G60科创走廊基地，联合编制上证G60科创走廊指数。同时，精准对接科创板，建立科创板企业储备库，目前已有200家企业进入储备库，涉及人工智能、新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
三、紧抓历史机遇，加快形成G60科创走廊“X板块”X省应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高水平谋篇布局G60科创走廊。高度重视G60科创走廊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制定X省参与建设G60科创走廊的发展规划，为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明确X省相关城市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积极参与G60科创走廊重大事宜谋划与制度创新，加强与G60科创走廊沿线城市的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平台共建。努力打破G60科创走廊要素流通壁垒，打造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快车道”。支持G60“一网通办”建设，加速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最大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加强G60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体化合作，探索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壁垒破解机制，促进城市之间要素自由流通。积极整合长三角科创资源，加速X大学、X清华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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