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郭永怀
对于我来说，郭永怀这个名字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名字了，他除了是“两弹一星”元勋之外，更是我的舅姥爷。所以，对于郭永怀，我不仅有着对他身份和对我国科学事业贡献的敬佩与向往，更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
从我记事起，奶奶和父亲就在我面前多次提起郭永怀这个名字，那时的我，混沌初开，少不更事，觉得郭永怀就是我的舅姥爷，跟任何人的舅姥爷没有什么两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与阅历的增加，对于郭永怀这个名字，我逐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舅姥爷了，他更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一生追随的楷模。
1999，舅老爷郭永怀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从那时起，郭永怀这个名字就更加深刻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这个仅仅走过59年的生命，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成为塑造我心灵世界、承载我理想信念的精神丰碑。
2016年10月16日，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在荣成博物馆隆重开馆，这不仅是荣成人民的大事，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大事。今天，中共荣成市委、荣成市人民政府号召大家学习郭永怀，学习郭永怀献身科学，大力弘扬郭永怀一心为国的精神，必将激发人们向往文明、尊重教育、崇尚科学、爱党立功的道德能量。
据父亲回忆：舅姥爷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仅仅五十岁的时候，就已满头白发。他曾偷偷问过舅姥李佩先生，舅姥笑而不答。父亲说：现在想来，那一定是你舅姥爷为新中国科学事业日夜操劳的结果吧。
舅姥爷离开我们快50年了，但他是我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他是我的榜样，不仅仅是他身上“两弹一星”的荣耀，更因为他对科学事业的那份执着，那份专注。这对于我，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来说，那是一辈子的楷模!
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其实，我觉得，舅姥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8年12月5日的凌晨的北京城，那一天曙光刚刚从东边亮起，亮光中夹杂着一丝白透白透的雾气。凌晨6点左右，西郊机场传来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的血红。我的舅姥爷和他的警卫紧紧抱在一起，两个烧焦的身体中间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人们发现：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雷锋的一段话：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60年前，舅姥爷郭永怀以对党的无尚忠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历尽磨难，辗转回国，为年轻的共和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48年前，1968年冬天，北京西郊机场上的那漫天火光，不正是我的舅姥爷一生奉献科学的勋章吗?
舅姥爷郭永怀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这种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年轻的共和国提供了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树立了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今天，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的转型中国，更需强大的精神力量破浪前行。永不褪色的郭永怀精神，正是我们建立自信、增强认同、激发热情、积聚能量的源泉。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郭永怀、弘扬郭永怀“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着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叁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20世纪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塬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周总理、邓先圣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近年来，随着央视等新闻媒体对郭永怀事迹的宣传、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开放和荣成郭永怀事迹宣讲团活动的开展，郭永怀心有大我、报效祖国、以身许国的爱国精神;严谨治学、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潜心研究、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得以广泛传播，不断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砥砺奋进!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山东荣成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1956年9月，郭永怀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领导和参与了我国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倡导了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力学人才，为我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68年12月5日，乘坐飞机失事，壮烈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生命保护了重要科研数据资料。1999年，郭永怀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在核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三个领域中均作出重要贡献并被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郭永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离开家远渡重洋求学报国，回国后为国防事业而呕心沥血，直至1968年牺牲在核武器研制的秘密时期。对于这样一位无名英烈，在那特殊的历史阶段没有宣传、没有报道，他的事迹一度鲜为人知。即使在1999年9月中央授予23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许多人对于郭永怀这个名字也还是陌生的。在他的家乡山东荣成，家乡人、甚至他的父母、亲属知道的只有他生在荣成，留学美国，无法知道他所从事的工作和对国家的重大贡献。这个谜，让家乡人民牵挂不已，生他养他的故乡更期待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有浓厚家国情怀的郭永怀。
于是，早在2000年荣成市委就派出采访组全面收集了郭永怀各时期的人生轨迹，采写了2万多字的长篇通讯” 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追记”，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发出“新闻阅评“，《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国科技报》《光明日报》等纷纷转载，多家电视台争相采访报道。同时荣成市在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的热情帮助下征集了郭永怀生前相关遗物，为建立郭永怀事迹展馆打下了基础，并于2010年在市博物馆广场东侧竖立了郭永怀的雕像。
在新时代，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郭永怀的伟大精神，荣成市委市政府于2016年启动了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建设。陈列馆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共分8个展厅。陈列馆用_多张图片、200多件珍贵文物、5个视频，形象的展现了郭永怀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在人民大会堂“共和国的脊梁”晚会上，看到描写九位科学家的节目片断。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节，让人肃然起敬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在舞台上，又见到了我的研究生导师郭永怀先生的高大形象，更令我浮想联翩，心潮难平。
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在回京汇报工作途中的空难夺走了他正在华年的生命，而在空难发生的那一刹那，他与他的警卫员用生命护卫了国家的机密，留下了永世流芳的时代印记!
多媒体音乐剧《爱在天际》充分诠释了郭永怀对祖国的深爱、对科学的热爱、对亲人的挚爱，正如剧中人郭永怀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爱不能到达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科学不能到达的。”
在接受导师郭永怀耳提面命的教导的六年间，我了解到，他深沉寡言，不苟言笑，但是他把炽热的爱埋在心里，表现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他默默地率领众人科研攻关，总是战斗在第一线。我见过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时他在现场监测时待过的掩体，见过他试验克服热障的庞大风洞，也知道作为力学所的副所长他为科研人员设计过图书馆的座椅、灯光。
他说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耒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用行动实践了他的热爱和希望。
我忘不了53年前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里，第一次见到导师时的情景。那时，郭先生对我和我的师兄李家春说:“ 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作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中科院力学所，在中国科大，在九院，在29基地，到处可以看到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结出的硕果，而他的教导也成了我一辈子的座右铭。
我也见证了郭先生与师母李佩先生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在他俩20年的共同生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笃爱情深，大爱无疆，在郭先生辞世的47年中，李先生依然对他一往情深!如今李佩先生已经九七高龄，仍有一种“你不回来，我不老”的情怀。这一点，在音乐剧中有生动刻画，即使只是短短八分钟的片断，也感人至深。
总而言之，科学家是有大爱的人。这些共和国的脊梁用大爱为我们构筑了永不坍塌的铁的长城!
中科院院士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两弹一星”元勋。1968年12月5日，他在飞机降落失事坠毁中牺牲。牺牲的时候，他把装有数据的皮包紧紧抱着，数据才得以保留了下来。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近年来，随着央视等新闻媒体对郭永怀事迹的宣传、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开放和荣成郭永怀事迹宣讲团活动的开展，郭永怀心有大我、报效祖国、以身许国的爱国精神;严谨治学、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潜心研究、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得以广泛传播，不断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砥砺奋进!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山东荣成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1956年9月，郭永怀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领导和参与了我国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倡导了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力学人才，为我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68年12月5日，乘坐飞机失事，壮烈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生命保护了重要科研数据资料。1999年，郭永怀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在核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三个领域中均作出重要贡献并被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郭永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离开家远渡重洋求学报国，回国后为国防事业而呕心沥血，直至1968年牺牲在核武器研制的秘密时期。对于这样一位无名英烈，在那特殊的历史阶段没有宣传、没有报道，他的事迹一度鲜为人知。即使在1999年9月中央授予23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许多人对于郭永怀这个名字也还是陌生的。在他的家乡山东荣成，家乡人、甚至他的父母、亲属知道的只有他生在荣成，留学美国，无法知道他所从事的工作和对国家的重大贡献。这个谜，让家乡人民牵挂不已，生他养他的故乡更期待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有浓厚家国情怀的郭永怀。
于是，早在2000年荣成市委就派出采访组全面收集了郭永怀各时期的人生轨迹，采写了2万多字的长篇通讯” 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追记”，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发出“新闻阅评“，《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国科技报》《光明日报》等纷纷转载，多家电视台争相采访报道。同时荣成市在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的热情帮助下征集了郭永怀生前相关遗物，为建立郭永怀事迹展馆打下了基础，并于2010年在市博物馆广场东侧竖立了郭永怀的雕像。
在新时代，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郭永怀的伟大精神，荣成市委市政府于2016年启动了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建设。陈列馆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共分8个展厅。陈列馆用_多张图片、200多件珍贵文物、5个视频，形象的展现了郭永怀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郭永怀
对于我来说，郭永怀这个名字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名字了，他除了是“两弹一星”元勋之外，更是我的舅姥爷。所以，对于郭永怀，我不仅有着对他身份和对我国科学事业贡献的敬佩与向往，更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
从我记事起，奶奶和父亲就在我面前多次提起郭永怀这个名字，那时的我，混沌初开，少不更事，觉得郭永怀就是我的舅姥爷，跟任何人的舅姥爷没有什么两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与阅历的增加，对于郭永怀这个名字，我逐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舅姥爷了，他更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一生追随的楷模。
1999，舅老爷郭永怀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从那时起，郭永怀这个名字就更加深刻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这个仅仅走过59年的生命，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成为塑造我心灵世界、承载我理想信念的精神丰碑。
2016年10月16日，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在荣成博物馆隆重开馆，这不仅是荣成人民的大事，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大事。今天，中共荣成市委、荣成市人民政府号召大家学习郭永怀，学习郭永怀献身科学，大力弘扬郭永怀一心为国的精神，必将激发人们向往文明、尊重教育、崇尚科学、爱党立功的道德能量。
据父亲回忆：舅姥爷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仅仅五十岁的时候，就已满头白发。他曾偷偷问过舅姥李佩先生，舅姥笑而不答。父亲说：现在想来，那一定是你舅姥爷为新中国科学事业日夜操劳的结果吧。
舅姥爷离开我们快50年了，但他是我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他是我的榜样，不仅仅是他身上“两弹一星”的荣耀，更因为他对科学事业的那份执着，那份专注。这对于我，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来说，那是一辈子的楷模!
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其实，我觉得，舅姥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8年12月5日的凌晨的北京城，那一天曙光刚刚从东边亮起，亮光中夹杂着一丝白透白透的雾气。凌晨6点左右，西郊机场传来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的血红。我的舅姥爷和他的警卫紧紧抱在一起，两个烧焦的身体中间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人们发现：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雷锋的一段话：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60年前，舅姥爷郭永怀以对党的无尚忠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历尽磨难，辗转回国，为年轻的共和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48年前，1968年冬天，北京西郊机场上的那漫天火光，不正是我的舅姥爷一生奉献科学的勋章吗?
舅姥爷郭永怀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这种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年轻的共和国提供了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树立了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今天，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的转型中国，更需强大的精神力量破浪前行。永不褪色的郭永怀精神，正是我们建立自信、增强认同、激发热情、积聚能量的源泉。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郭永怀、弘扬郭永怀“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纪念导师郭永怀先生逝世20周年的短文《当好铺路石子》中写道：“郭永怀教授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声容笑貌长留在我们心间。作为他生前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永远真诚地奉他为人生的楷模。……他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兢兢业业地当好铺路石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贡献出一切微薄的力量，也许这是纪念他的最后的实际行动。”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10月4日郭永怀教授对我和李家春说这番话时的情景。
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和国防尖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好“铺路石子”。
在为在中科院力学所，他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所长。从制订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组织学术讨论、推动科学研究，到设计兴建大楼、改善职工伙食，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当我坐在所图书馆的灯光明亮的书桌上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图书馆的总体布局乃至灯光设计，他都亲力亲为，处处渗透着他的心血。
在九院，他和他的同伴不断攀登研制两弹一星的高峰。在实验室里制订方案，在戈壁滩上身体力行……。
那时，我们研究生作为“小不拉子”，对于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不大清楚，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但在日常接触中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细致关怀。
刚进力学所大门时就听说，郭先生很严厉，对学生有点“凶”，令我们几个有点忐忑不安，而实际接触下来，满不是那回事儿。
他的确不苟言笑，我至今唯一记得的一次幽默是他开讲“边界层理论”课程时，先介绍他的助教呼和敖德，在黑板上写下“呼和”二字，说“这是‘零级近似’，你们可以叫她呼和老师”，接着写了“敖德”，说“那是‘一级近似’，至于‘二级近似’，我也搞不清楚”，这番话引来哄堂大笑。后来在私底下我请教过呼和她的姓名的“二级近似”，她告诉我一长串音节的姓氏，我至今也没记住。
后来，我们还发现他说话态度的严厉程度与对话者跟他的年龄差值成反比。他的一位老学生P与他谈话时就有点胆怯，郭先生批评他时有点严厉。最近，我的一位老学长告诉我，P先生目前已有九十多岁了，他学问不错，不愧是郭先生耳提面命带出来的学生。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谈话中，郭先生没向我们讲一句大道理，只是让我们把所有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实践中学知识、学方法，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两本关于科学史和科研方法的英文著作，使我们体会到“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
见面以后的三个月，郭先生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以阿尔文(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宇宙电动力学》为主要参考书，学习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同时把此书翻译出来。经过一年多努力，我完成了译作，战战兢兢地交了稿。事隔两个月，郭先生把修改稿退给了我，告诉我，按照他的部分修改为标准，好好修改译稿。我一瞧傻了眼，只见稿纸上布满了红字修改。恰好，我那时听完了师母李佩先生的英文课，并学完了所里开设的“英汉翻译理论和技巧”课程，按照导师的修改意见，逐字逐句进行重译，于是，二审得以通过。导师又帮我联系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的是，郭先生未能看到此书的问世。
那时，力学所的研究生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学习，大家你追我赶，每周一般读书七天，从早上七点读到晚上十点。周日早晨也不敢太晚起床，因为周日上午郭先生经常踱着方步到我们的学习室来。有一个周日，他来了，走到我们仨跟前，满脸笑容，递给我们三张糕点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吃饭定量，普通糕点也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郭先生是学部委员，有些许特供，因此，就把糕点票送给了我们。这大概是师母的主意。小小糕点票，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情意。
进所第二年，郭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组织磁流体力学讨论班，集体学习留比莫夫的专著，并讨论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中，我看到了先生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宽严相济的组织能力。年纪越长的越有压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倒是迎来了学术上的阳光雨露。
几十年过去了，郭先生颀长的身影似乎还在眼前。他内向、低调，极少有疾言厉色。他喜欢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路老低着头，靠着建筑物的围墙走，只要他在中关村，上班的时间总是定数。有时，我们哥儿几个有意在那个时刻，躲在一旁悄悄欣赏这道风景线。可惜，上苍早早地剥夺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缅怀，是为了激励。如今，做学生的也垂垂老矣!只是导师关于做铺路石子的教诲，却一刻也不敢忘记。只有努力，努力，才可不辜负导师的培育之恩。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着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叁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20世纪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塬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周总理、邓先圣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肩负着发展我国近代力学和尖端科学事业的重任，郭永怀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日程表永远是排得满满的，力学所和有关单位的业务问题，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大批文件和科研报告需要他处理。他从不午休，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没有节假日，不是照样到所里上班，就是在家里埋头书案，博览群书。正因为他无休无止地追求着新的知识，所以对国际上近代力学和尖端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总是了如指掌，对各种复杂的课题总能做具体入微的指导。在国外，他有过一些业余爱好:喜欢集邮，对于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就很难得有时间去过问他珍藏的邮集或欣赏优美的乐曲了。
他自己勤奋，也希望别人勤奋。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青年:“天才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他还用牛顿与鸡骨头的故事教育过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劲”去学习、工作。言传身教，使他周围的同志们深受感染，而他的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毕生发表的科学论文为数不多，但每篇都有一定的份量和价值;在发表之前，他总要反复核实，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回国以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系统介绍国外流体力学的经典著作，他亲自动手翻译普朗特著的《流体力学概论》(1952年版)，他给自己提出了信、达、雅的高要求;为了使译著准确流畅，他反复对照了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和有关同志商讨了数十次;对原书疏漏之处，还加上了注释。这样，前后历时8年，直至他牺牲后才正式出版。这本高水平的译著出版之后，连续印刷两次，畅销海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在指导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要求制订工作计划时必须有指标，有进度，而且切实可行，如果空洞无物或言过其实就要退回重新制订;对于学术报告，他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学术讨论中，他绝不放过一个细微的错误。有一次一个青年同志在报告工作时，需要画一条湍流情形下的速度分布曲线，就随便画了一条。郭永怀立即指出，它不能反映湍流的特点，要这位青年同志纠正过来。
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审稿时严格把关，不分亲疏也不看投稿人“来头”大小，一律秉公办理。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1963年，力学学报编辑部接到一封对一篇论文持有歧见的批评信，而论文作者是在郭永怀指导下工作的两位青年。郭永怀仔细地看了来信，并让两位作者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给予答复。他说:“我主张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以期引起讨论。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能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郭永怀为人实事求是，他从不人云亦云，一旦发现真理不在自己这一边，却能及时修正错误。郭永怀对人严格，一丝不苟，但却平易近人。有时，即使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客观上难以实现，他也会及时收回。有一次，他要一个实验室进行风洞湍流度的测试工作，当他发现国内电子仪器信噪比比较低，一时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时，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虚怀若谷，不以势压人，所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他是我们华夏的英雄，因为有他的存在而多了一束曙光!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肩负着发展我国近代力学和尖端科学事业的重任，郭永怀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日程表永远是排得满满的，力学所和有关单位的业务问题，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大批文件和科研报告需要他处理。他从不午休，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没有节假日，不是照样到所里上班，就是在家里埋头书案，博览群书。正因为他无休无止地追求着新的知识，所以对国际上近代力学和尖端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总是了如指掌，对各种复杂的课题总能做具体入微的指导。在国外，他有过一些业余爱好:喜欢集邮，对于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就很难得有时间去过问他珍藏的邮集或欣赏优美的乐曲了。
他自己勤奋，也希望别人勤奋。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青年:“天才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他还用牛顿与鸡骨头的故事教育过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劲”去学习、工作。言传身教，使他周围的同志们深受感染，而他的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毕生发表的科学论文为数不多，但每篇都有一定的份量和价值;在发表之前，他总要反复核实，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回国以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系统介绍国外流体力学的经典著作，他亲自动手翻译普朗特著的《流体力学概论》(1952年版)，他给自己提出了信、达、雅的高要求;为了使译著准确流畅，他反复对照了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和有关同志商讨了数十次;对原书疏漏之处，还加上了注释。这样，前后历时8年，直至他牺牲后才正式出版。这本高水平的译著出版之后，连续印刷两次，畅销海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在指导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要求制订工作计划时必须有指标，有进度，而且切实可行，如果空洞无物或言过其实就要退回重新制订;对于学术报告，他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学术讨论中，他绝不放过一个细微的错误。有一次一个青年同志在报告工作时，需要画一条湍流情形下的速度分布曲线，就随便画了一条。郭永怀立即指出，它不能反映湍流的特点，要这位青年同志纠正过来。
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审稿时严格把关，不分亲疏也不看投稿人“来头”大小，一律秉公办理。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1963年，力学学报编辑部接到一封对一篇论文持有歧见的批评信，而论文作者是在郭永怀指导下工作的两位青年。郭永怀仔细地看了来信，并让两位作者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给予答复。他说:“我主张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以期引起讨论。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能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郭永怀为人实事求是，他从不人云亦云，一旦发现真理不在自己这一边，却能及时修正错误。郭永怀对人严格，一丝不苟，但却平易近人。有时，即使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客观上难以实现，他也会及时收回。有一次，他要一个实验室进行风洞湍流度的测试工作，当他发现国内电子仪器信噪比比较低，一时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时，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虚怀若谷，不以势压人，所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他是我们华夏的英雄，因为有他的存在而多了一束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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