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我市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存在哪些问题
一是供稿单位重视程度不够。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修志书,内容来源主要也只能是各级各部门,作为主要内容来的一些供稿单位和部门只注重日常业务工作,忽视年鉴供稿工作。往往快到交稿的截止日期,七拼八凑,草草应付,将简报和信息不进行编辑及内容核实,有的甚至把领导讲话、文件等内容不加挑选地采取直接复制、粘贴的形式上交。这样导致年鉴内容不准确,条目混乱,给组稿和编辑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比如,在编辑《汉源年鉴(2019)》时,万里乡将昨年年鉴内容照搬全抬,甚至连数据都未修改,被编辑人员发现后又只修改几个数字,企图蒙混过关;
县委宣传部到截止日期仍未交稿,经编纂人员提醒后发送的文件夹高达1.6gb,各种简报信息表格讲话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县上领导未经采用的讲话稿。
二是供稿人员流动性大,撰写水平参差不齐。每年组稿文件下发后,各单位按文件要求指派专人撰稿,有些单位常常是上一年某个人写,下一年换另一个人写,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稿件的质量难以提高,供稿的速度难以加快。比如,政府办人员撰写县政府政令辑要条目,往年的人员写得很好,今年编写人员写得很差,大部分只写出了发布时间和文号,没有写出政令的主要内容。
三是因为年鉴具有工具书性质,必须保证其内容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才能保证其存史价值和社会的借鉴作用。有些地方综合年鉴中,一些涉及专业性的内容缺乏规范性和准确度。例如经常容易混淆的法律概念和术语有“法制”与“法治”,“违法”与“犯罪”等等。部分单位撰稿中有大量专业简缩语未能标识清楚,比如“反宣币”、“cd4免费筛查”、“sce项目教学系统”等语,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也让编辑人员分不清对错。
一是功能定位问题仍不够准确,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情文献,是资料性工具书。但是落实到具体工作层面,在内容选取和观点表述上,就存在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例如,关于“官书”与“民书”的争论。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情文献,这一地情文献记载的内容如何安排,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为重点,还是社情民意为重点,差别很大。如果以党和政府的工作为重点,整个年鉴基本就是党和政府、人大、政协若干套领导班子的工作总结汇编;
如果以社情民意为重点,可能会把一个地区基层社会的状况反映出来,把民众的生活状态和舆情需求记载清楚。如果片面强调年鉴的“官书”性质,在内容选取和观点表述上就会出现领导讲话、会议文献堆积,高扬颂歌、突出成绩、掩盖缺憾的问题。我们《汉源年鉴》的主要问题就是“官书”有余、“民书”不足。
二是内容反映不全面。主要表现在表述不够客观公正,表功多,讲成绩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不足涉及较少;
不同年份的年鉴基本没有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侧重点的新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改革开放的不同进度和特点没有充分得到呈现,数据比较往往只是空泛的文字叙述,或者简单表格,缺乏各类图表等现代化表现形式。
一是缺乏创新思维,年鉴框架陈旧老套不能紧跟时代发展。年鉴逐年编纂连续出版,每卷年鉴的条目都着重反映对应领域年度发展变化情况。年鉴框架从类目到分目连续几年都没有变化,即使组稿方案有变化,一些供稿人往往也注意不到这些变化,只会根据刻板印象,按照以往的经验撰写。这既浪费了供稿人的时间和精力,又没有提供有效的信息。
二是地方特色不足。地方作为地方政府的官书,高度地反映各项全国性的方针政策在地方实施的业绩与成就,反映当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的成果,所以应反映地方资源特色、经济特色和人文特色,这些年我们都从图片、内容等方面作了些工作,但力度还不够大,还不能完全反映地情实际。另外,地方综合年鉴是连续出版的文献,装帧、版式、色系、编排都应有连续性,形成鲜明的风格,每年在统一的风格下微调,而不应该今年学这里,明年学那里,五花八门没有主见。
一是保密机构等部门审查流于形式。近年来,随着地方综合年鉴的出版工作日趋规范严谨,各级编纂机构都在编辑人员审核的同时,将年鉴终审稿送交宣传、保密等部门审核,以期把好政治关、保密关。但因年鉴体量很大,字数很多,相关部门往往只是审阅图片、大事记等内容,大部分内容未能认真审核,造成不时有不适合刊载的内容出版。
二是部分出版机构不够认真负责。地方综合年鉴出版已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各地年鉴出版招标中标的往往是文化公司等机构,传统的出版社已居于产业链上游,不再与地方志编纂单位产生直接关系。部分出版机构不具备审校能力,或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将传统的三校三审、两人对审等改为电脑机器差错,使得出版最后的程序不够严谨。
二、对提高我市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具体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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