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1941年秋天，叶嘉莹怀着梦想进入了她的象牙塔，在辅仁大学，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人生总是在喜从天降时祸也不请自来，1941年9月，十七岁的叶嘉莹正沉浸在大学开学季的欢喜里，同时，也迎来了她人生当中第一个厄运——母亲的去世。
母亲的去世给叶嘉莹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17岁的她，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已经对万事万物都有了深深的情感，她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母亲的离去对她来说，无疑上天给了她一颗甜枣，又打了她狠狠地一巴掌，同时也断了她一条路。为了祭奠母亲，她写下了八首哭母诗，这段痛苦的日子是诗陪她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此后，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北京家中她是长姐，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她一下子长大了，懂得了责任是什么，彼时沦陷区物质条件艰苦，度日很是艰难，但幸运的是，她情感并不孤寂，她还拥有贤惠慈祥的伯母，母亲去世后，伯母就担当起为两家人做饭的责任，每当叶嘉莹要帮忙时，伯母总推开她让她去专心读书。
走出母亲去世的阴影后，叶嘉莹把心思放在了学习上，因为才华卓然，容貌清丽，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名角儿，也就是在这期间，她遇见了人生的伯乐顾随老师，1942年秋季，叶嘉莹正值大二，在唐宋诗课程上，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贵人——恩师顾随，顾随既是她的文学教父，又是她的人生导师。
两人成为师生关系后，因为共同的爱好，对诗书的追求，使得两个人成为了高山流水之情，顾随的授课方式飘逸自然，从不刻板，因为对诗词有着很深得研究，所以很多东西信手拈来，叶嘉莹成为了顾随的小迷妹，顾随也非常欣赏这个极具天赋的姑娘，所以经常一起讨论诗词，一起做文学研究，这段日子是叶嘉莹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在今年庚子初夏，扬州广陵书社印了一部《驼庵迦陵师生酬唱集》，顾名思义，内容就是顾随先生和叶先生的诗词唱和。书是传统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贡纸手工印刷，并作经折装，并配以宋锦函套，限量印成红、蓝、黑三色，可谓尽善尽美。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释，那是文字因缘骨亲，更是他们师生传承永继的见证。
2016年，我想从台北飞天津探望先生，先生在电话里头说：“我实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见面，我已经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来不及……”先生这么一说，听来是拒绝我的探访。然我不死心，过了一段时日，又致电先生，不意先生竟答应11月19日早上与我相见，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飞北京，转车天津，航空陆路，抵达先生家已是傍晚五点半了，我这突然提前到达，一下子似乎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节奏。
然先生还是和我聊了许久，说起了上回在台北与周梦蝶先生的晤面，谈及痖弦先生曾在电影院外面看到她的往事。在先生为我带来的书一一签名后，我打算离开之际，照顾先生的阿姨突然问先生说炸酱有多煮，要不要留我下来吃炸酱面?
因阿姨这么一问，先生就没有让我这万里而来的客人离开，说：“我实在太忙，我要去准备明天下午的讲稿，今期《中国文化》中有我《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演讲整理稿，你自己坐着看。待会一起吃饭，没准备，只有简单蔬菜，炸酱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我吃得简单。”而阿姨一边煮面，一边对我说：“先生只要有演讲，都一直做准备，常常到晩上两三点都不睡觉……”
不久，阿姨端出了两碗面、一大碗炸酱、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样分出半碟给我，然后我们各自舀了炸酱拌面，食不言，我就厚着脸皮静静地陪着先生吃了一顿晚饭。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饭的，这次应算是特例。我现在偶然想起这一件事时，还是觉得非常得意，因为能和先生一起吃饭，此生难得。
1954年，叶嘉莹迎来了人生的新的转机。在老师的推荐下，她到台湾大学教诗词曲，做专职教授，得以重回她最爱的古典诗词世界。她把对古诗词的那种挚爱，沁透在每一堂课中，很快有了名气，被多民学府聘为兼职教授，并被邀请到海外讲课。
刚到北美，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需要养育，还有八十多岁的老父需要供养，加上丈夫多病不能工作，全家的日用开支全靠她一个人。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四处求职。几经辗转，最终留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刚接受邀请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她，还不会英语，面对北美的学生，她必须尽快学会用英语讲课。就这样，已经人到中年的她，白天要上课教学，回家要操持家务，还要遭受待业在家的丈夫的谩骂与呵斥。
她只有在家人熟睡之后才能自学英文，每天要查英语单词到凌晨两三点钟。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刻苦学习和辛勤钻研，叶嘉莹已经可以流利地用英文讲述中国文学了，西方学生也都听得很入迷。
通过钻研，她发现了把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学解释结合起来的方法，在诗词研究的道路上为自己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何为“弱德之美”
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作者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
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的不伦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作者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
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在今年庚子初夏，扬州广陵书社印了一部《驼庵迦陵师生酬唱集》，顾名思义，内容就是顾随先生和叶先生的诗词唱和。书是传统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贡纸手工印刷，并作经折装，并配以宋锦函套，限量印成红、蓝、黑三色，可谓尽善尽美。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释，那是文字因缘骨亲，更是他们师生传承永继的见证。
2016年，我想从台北飞天津探望先生，先生在电话里头说：“我实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见面，我已经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来不及……”先生这么一说，听来是拒绝我的探访。然我不死心，过了一段时日，又致电先生，不意先生竟答应11月19日早上与我相见，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飞北京，转车天津，航空陆路，抵达先生家已是傍晚五点半了，我这突然提前到达，一下子似乎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节奏。
然先生还是和我聊了许久，说起了上回在台北与周梦蝶先生的晤面，谈及痖弦先生曾在电影院外面看到她的往事。在先生为我带来的书一一签名后，我打算离开之际，照顾先生的阿姨突然问先生说炸酱有多煮，要不要留我下来吃炸酱面?
因阿姨这么一问，先生就没有让我这万里而来的客人离开，说：“我实在太忙，我要去准备明天下午的讲稿，今期《中国文化》中有我《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演讲整理稿，你自己坐着看。待会一起吃饭，没准备，只有简单蔬菜，炸酱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我吃得简单。”而阿姨一边煮面，一边对我说：“先生只要有演讲，都一直做准备，常常到晩上两三点都不睡觉……”
不久，阿姨端出了两碗面、一大碗炸酱、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样分出半碟给我，然后我们各自舀了炸酱拌面，食不言，我就厚着脸皮静静地陪着先生吃了一顿晚饭。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饭的，这次应算是特例。我现在偶然想起这一件事时，还是觉得非常得意，因为能和先生一起吃饭，此生难得。
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我天生来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
初回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堂下座无虚席。她写下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当被问及，为何在如此高龄，还要坚持推广普及古诗的吟诵时，叶先生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年轻人。以前我上课大多是在讲批评啊讲欣赏啊，但是我没有教吟诵。近代之后，吟诵被认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渐不被提倡。离开台湾后，我觉得吟诵要是断绝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统的吟诵，我觉得对不起下一代的学生。”
古典诗词该用什么方式来传承?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议题。
叶嘉莹的答案之一是吟诵，古人讲究“吟而成文”，中国古诗词由吟诵而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出自《周礼》，乐语是古代贵族子弟美育的重要部分。从周朝开始，我们的学习就是伴随着吟诵开始的。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重要法门，它所带来的兴发感动的体会，是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基础。”
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的叶嘉莹强调：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英文诗有朗诵、朗读，也有轻重的读音，但是没有我们这样拿着调子的吟诵。所以他们把吟诵翻译成chanting，这样翻译并不准确，因为chanting 其实是佛教做法事时的念诵，与诗歌的吟诵不同。
她对于吟诵非常“执着”，在《掬水月在手》里，能看到许多的吟诵镜头。叶嘉莹觉得，吟诵是“复活”诗人生命的手法，要读懂词人，就是要进入对方的语境中，过别人的人生。
当诗词加上韵律声调，不仅更好记忆，也离作者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小接受文学启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南下，杳无音讯。失去了父亲的联系和经济来源，叶嘉莹和母亲相依为命，四处避难、艰难度日。她17岁时，母亲突发重病，死在求医回家的路上。
叶嘉莹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强忍着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她数十天闭门不出，写下“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字字泣血，句句锥心。幸运的是，在伯父的资助下，叶嘉莹能够继续学习，如愿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
毕业后，因才华出众，叶嘉莹同时被三所中学聘为国文教师。在此期间，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赵东荪，虽然心底毫无波澜，但看对方为自己来回奔波丢了工作，于心不忍。于是，1948年，叶嘉莹放弃了北平的工作，跟赵东荪去往南京结婚。刚到南京不久，局势便出现动荡。24岁的叶嘉莹跟随丈夫来到台湾，在彰化女中当教师，并生下大女儿。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台湾，丈夫含冤入狱，不久后她和女儿也被囚禁起来。等到释放时，发现住所被抄了，也失去了工作。母女俩只能寄宿在亲戚家里，忍受着各种闲言碎语。叶嘉莹曾写下五言律诗《转蓬》，来描述那段晦暗心酸的日子：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叶嘉莹一边在私立女中教书，一边抚养女儿，有时不得不把女儿带到课堂上去。整整三年，叶嘉莹都在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苦痛和旁人的轻蔑。
丈夫好不容易出狱了，性情却变得暴戾，时不时对着叶嘉莹拳打脚踢。同时一家人的生计重担，也全部压在她身上。她不得不成为独立撑起家庭的“女强人”，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
为了挣钱，她同时在台北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三所学校任教。课业繁重，很快她就染上了气喘，胸口时常隐隐作痛。那是叶嘉莹一生中最昏暗的时刻，在极端痛苦中，她多次想到自杀。
但凭借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和骨子里的坚韧内核，叶嘉莹最终还是超脱了那份痛苦，从诗词中找到寄托。无论日子多苦，回家被丈夫如何欺负，一站上讲台，叶嘉莹就变得神采飞扬，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
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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