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9篇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1

陈景润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50年代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60年代以来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66年5月证明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其后又对此作了改进，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深受称赞。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

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2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大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邓稼先成长于中国，毕业在美国，虽然美国有无数优越的条件，仍留不住他那颗热血沸腾的赤子之心，他冲破万难只求投入祖国的革新之中，在祖国的请求下，他义无反顾抛弃了妻女，抛弃了财资与幸福，参与了祖国的原子弹设计之中，他拒绝了俄罗斯专家留下的公式，开创了原子弹的篇章，在无数日日夜夜，在无数挑灯夜战的日子里，光靠人工计算，终于研究出了中子与原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世界最快的速度造就了原子弹的理论技术，爆发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第一次伟大而令人激动的胜利后，他马不停蹄，又以第一次的胜利为鼓舞，仅3年时间又炸响了中国第一颗氢弹，但在一次原子弹实验中，其未能爆炸，无数公司推开责任，唯独他，独自一人走进爆心，寻找并抱回了那颗失败的炮弹头，也为他1986年的悲惨离去埋下了伏笔。

在他弥留之际，与于敏写下了一篇对国家国防的建议书，并继续努力，至死不懈。

他，是祖国的强力保护者，以身献国。

他，是民族的忠诚捍卫者，大爱人民。

他，更是自我的奋斗者，一刻不停。

古人曾云：“昨夜寒滍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窗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归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恰恰能证明他所研发生活的环境了。

我中国有此英豪，壮哉!豪哉!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3

吴文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 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

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4

陈景润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50年代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60年代以来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66年5月证明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其后又对此作了改进，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深受称赞。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

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5

袁隆平，平头小脸，其貌不扬。你想不到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而正是这个显得有些平凡的老头，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才华，在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非凡的奇迹——目前在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年收获的稻谷60%源自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

是怎样的力量把一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并且积极影响着16亿人的命运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促使着袁隆平年轻时违背母亲的意愿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执着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而最终走向成功的呢?

“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成功”是他一生的缩写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从一棵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开创了水稻育种的新历史。作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的英雄，也是有着世界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他获得的一系列国际奖励可资证明。若回答“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没有哪位科学家比袁隆平更有资格回答了。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不善言辞的袁隆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以“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作了精辟的回答，并且还讲了一个故事。

从“1953年到1966年，我在农校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每年都去农田选种。从野外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找回种子播种，看它第二年的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这称为系统选育法，是常用的一种方法。1962年，我在一块田里发现一株稻鹤立鸡群，穗特别大，而且结实饱满、整齐一致，我是有心人，没有放过它。第二年我把它种下去，辛苦培育，满怀希望有好的收获，不料大失所望，再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这时候一般人感到失败就放弃了，我坐在田埂上想为什么失败了呢，我想到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棵天然杂交种，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出现分离，而如果按照那棵原始株杂交种的产量来计算，亩产能达到1200斤，这在6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突发灵感，既然水稻有杂交优势，我为什么非要选育纯种呢?从此我致力于杂交水稻育种。”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6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祖籍中国山东省日照市，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中学时代是在台湾度过的。1956年丁肇中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博士学位。1963-1964年在欧洲核研究中心工作，1964-196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7年起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7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丁肇中主要从事高能实验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γ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在1974年，与里希特各自独立地发现了J/ψ粒子。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年夏，丁肇中实验小组利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质子加速器寻找质量在1.5×109eV～5.5×109eV之间的长寿命中性粒子。1974年，他们发现了一个质量约为质子质量3倍(能量为3.1×109eV)的长寿命中性粒子。在公开发表这个发现时，丁肇中把这个新粒子取名为J粒子，"J"和汉字"丁"字形相近，寓意是中国人发现的粒子。

与此同时，美国人里希特也发现了这种粒子，并取名为ψ粒子。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粒子称为J/ψ粒子。J/ψ粒子具有奇特的性质，其寿命值比预料值大5000倍。这表明它有新的内部结构，不能用当时已知的3种味夸克来解释，而需要引进第四种夸克即粲夸克来解释。J/ψ粒子的发现大大推动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此外，通过高能正负电子对撞的物理实验，丁肇中在1979年夏发现了三喷注现象，为胶子的存在和量子色动力学提供了实验依据。他进行的高能下电磁作用与弱作用干涉效应的实验，为弱电统一理论提供了实验依据。1981年起，他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国际小组──包括中国在内的约13个国家近400名物理学家参加的L3组。在欧洲核子中心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LEP上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寻找新的基本粒子及其粒子物理的新现象。

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学人才，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5年世界物理年活动日前在欧洲启动。他正领导着来自美、法、德、中等14个国家43所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581名物理学家，在日内瓦建造的世界上能量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探索宇宙中的新物质、反物质。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7

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奉命北上筹建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呕心呖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中央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

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作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微微一笑，问胡焕庸：“你是不是既想到中央大学搞教学，又想到气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桢紧接着又问：“可是你却觉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对极，对极!”竺可桢双手一抬，愉悦地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胡焕庸听完老师的话，不由笑了。

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不过，师生两人仍在继续为“对方”工作，只是都变成“兼职”了。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8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

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教师讲了一条乘法的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教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教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教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逻辑思维本事。

有一次，教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当能够三等分，比如一个90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可是教师说，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他自我想不出来，教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中国科学家和他的故事篇9

1930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周围的人摇摇头，“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人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想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啊!他只念过初中，听说是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做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每天都游弋在数学的海洋里，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说起来让人很难相信，华罗庚甚至养成了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他当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头脑中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看着题目思考一会儿，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开始在头脑中做题。碰到难处，再翻身下床，打开书看一会儿。就这样，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华罗庚被人们看成是不寻常的助理员。

第二年，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着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清华大学破了先例，决定把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提升为助教。

几年之后，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是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访问学者。因为做访问学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到英国，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华罗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写了20篇论文。论水平，每一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华罗庚以一种热爱科学，勤奋学习，不求名利的精神，献身于他所热爱的数学研究事业。他抛弃了世人所追求的金钱、名利、地位。最终，他的事业成功了。

华罗庚把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华罗庚把数学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