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然后我的根在中国。我能够放下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下祖国。我就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回到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然后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一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 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 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 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然后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状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能够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状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 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必须能回到祖国。此刻,我最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然后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下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这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然后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达尔文小的时候,一次跟妈妈到花园里为小树培土.妈妈说:“泥土是个宝,小树有了泥土才能生长.别小看这泥土,是它长出了青草,喂肥了牛羊,我们才有奶喝,才有肉吃;是它长出了小麦和棉花,我们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泥土太宝贵了.”
达尔文问:“妈妈,那泥土能不能长出小狗来?”
“不能呀!”妈妈笑着说,“小狗是狗妈妈生的,不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达尔文又问:“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呀!所有的人都是他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又是谁生的?”
“是上帝!”
“那上帝是谁生的呢?”
妈妈答不上来了.她对达尔文说:“孩子,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个谜,你像小树一样快快长大吧,这些谜等待你们去解开呢!”
达尔文自幼喜欢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上学以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他骑马、打猎、钓鱼、采集矿石、捕捉昆虫、钻进树林观察鸟类的习性.对达尔文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问号,要探索、思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常常边观察边沉思,甚至忘记了危险.有一次,达尔文在一个古代城堡上散步,像往常一样陷入了沉思.他心不在焉地迈动着缓慢的脚步,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垛上跌了下来.这时候,达尔文的神智非常清醒,头脑还在思考.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在氢弹和原子弹的研制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他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宇从小就是好朋友。
他们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都住在清华园。很小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块儿玩,后来还在一个中学读书。他们俩都很聪明,但是性格不同,杨振宇比较机灵,邓稼先沉稳老实。可是他们都很敬重对方,比对方的优点为榜样互相学习。这样两人成了好朋友。
长大以后,他们都在美国留学,并且都学习理论物理学,搞原子核物理研究。邓稼先毕业后不久返回祖国,支持祖国的科技建设,杨振宇则继续留在美国搞科学研究。
邓稼先回国以后,被派去领导和组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1964年10月2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杨振宇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很为自己的祖国高兴,同时他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是否也参与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但他知道这是国家机密,如果问邓稼先,会让他为难的,所以就一直没问过。
1971年,杨振宇回国,邓稼先到首都机场迎接分别整整二十年的老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没完没了地聊了起来。但是由于邓稼先从事的工作都是国家机密,两人的谈话总是点到为止,尽量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杨振宇十分想知道邓稼先是否参与了原子弹的研究,于是就绕着弯子问他:“听说中国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中有美国人,有这么回事么?”
这个问题让邓稼先很为难。如果回答说“没有”,就证明了自己很了解参加原子弹试验的成员,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也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如果回答说“不知道”,又是在欺骗老朋友。于是他就想出一个既不泄密,也不欺骗朋友的办法,说:“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于是,邓稼先把这个问题向上级汇报,最终得到周总理的批准。邓稼先这才如实地答复了老朋友的问题。
邓稼先就是这样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无论是对待国家还是朋友,都以诚为本。
1986年,邓稼先病逝,杨振宇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朋友而十分悲痛,他在从美国发来的电报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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