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读了明朝那些事，因为笔法幽默轻松，所以是一气读完。读的过程中查了很多资料，也偶尔百度，整个明史出场人物众多，也读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有很多在历史框架内左右挣扎，企图挣脱时代的镣铐，推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却始终领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
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平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早在两年前，朋友便送了我这本书，但最近我才刚刚开始翻阅，本书一共有七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1573年-1620年7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10岁就早早登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在元辅张居正的辅佐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张居正在职期间，万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认为张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在万历刚登基时，先皇的元老重臣高拱认为他只是小孩儿，不能担此大任，让万历的处境十分为难，而这时张居正建言献策，建议直接罢免其官职，解决了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危机，由此保障了皇室的安全。
此后，张居正又监管了万历的教育事务，对其非常严厉，小万历时刻把敬天法祖(作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放在心上，在他登基还不满4个月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类似流星的天文现象，那是被认为这是上天降灾的警告，因此小万历为了让消除天心的不快，保证国泰民安，修省(时刻检讨自己的行为、思想)两年之久。之后物力的节约也在进行，张居正教导万历，为人主者，应该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而不是珠宝玉器是否充足等等，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已经不仅仅是信任了，到后来已经成为了依赖，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张应该返乡守孝两年，但是万历认为他自己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佐，不顾群臣的反对，让张居正留京守孝。
在张居正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年，张居正也去世了，享年58岁，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并没有持续多久，张去世之后，百官们纷纷投诉张居正，认为张是个巨贪之人，在其位不谋其职，四处敛财，仿佛张居正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之后，万历收缴了张居正的所有财产，并狠狠地惩罚了他的家族。
身前无限光荣，死后凄惨无比。张居正也没办法再出口解释，身为臣，那么必然懂得君心难测。
在过去的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中，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书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强烈的意思形态，史学家治史都是带有各种限制，都要规避统治者，亦即官方的避讳。例如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也是要避过汉武帝。黄仁宇先生能够写下如此巨著，以我之见，其实是有时代的推动之功。何解?黄仁宇先生生于晚清民国时期，但是中晚年却在美国居住，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涉猎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并且常年在西方工作与生活，思想方式也受西方思维的影响，所以，其写下如此一步巨著是有一定的客观要求，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时代的推动性，既是顺应潮流与时代的发展而生。但是，我们却要认同黄仁宇先生的非凡之间，和创新精神。
《万历十五年》一书运用了全新的分析手段，一种结合数据，理性的方法，通过厚重的，尘封的历史画卷富有想象力又不失严密的描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各种人与物，还有那种历史轨迹，这确实开了华人治史之先河，为后人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
在本书中，作者非常智慧与独特地选择起一个时间点——万历十五年，这个节点展开描述。正如作者所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作者以诙谐的语言，故事般的语气，极为生动的描述了事件的线索发展，但是每个细节都根据数据与文献的论证，有强烈的说服力。于本人之间，这书完全没有其他历史书的枯燥无味。但是其思想确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不失为适合大学生的读物之选。
书中的第一个章节：万历皇帝。一个富有争议的皇帝。一个饱受历史学家争论的皇帝。作者在描述这一关键人物之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万历，是个无奈的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作者在描述这个有君主之名，而少君主之实的皇帝时，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官集团作了深刻的嘲讽。文官官僚体制，是一个稳定的体制，作者揭示了这种体制的极大弊端。这时，作者抛出了了首辅——张居正，一个智慧的相国，深谙文官群体的行为。其中作者提到了阴阳之说，深刻揭示中国道德治国的严重缺陷和政治的丑陋。作者对张居正的描述是较正面的。张居正是一个托孤大臣，作为皇帝老师，其一边要管好年幼的万历，一边要协调文官集团的利益，使文官集团的运转正常，但是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不可避免又要胸怀百姓，总之，张居正是一个无奈的人物，他最后的下场却道尽了文官集团的畸形。
其次，最有争议的人物，海瑞出场了。这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官，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深刻的描写，分析其处境，还原历史的情形。海瑞是一个激烈性格的官员，其这种饱含正义的性格为其他官员所憎恶。但是他思想迂腐，做的很多工作没有根据实际情形开展，仅凭胸中的正义，作者再次深刻揭示这是行不通的。但是作为文官集团合性的要求与基础，海瑞尽管与世道各个不入，但是他却很长一段时间受到重用。者再一次批判了该道德制度的奇怪之处。
相对比于史记，史记更多的是生动的还原事件的本来性质，在语言中透露作者的观点，本书更多从事件与史料出发进行分析，从而理清线索，从小事着手，在读者前面一步一步展示历史背后的发展规律，正如文中最后所说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帝国的倾倒是尤其历史的必然规律的。
后记：多读书是有好处的，让你可以看到大师的视角，从更客户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肤浅的哭爹骂娘，还是一句话：历经千年的洗礼，经典，会带给你千百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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